“重症八仙”。潘松刚 摄

这是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

树林中，八个人，依次站立。

他们，被称为“重症八仙”。其中的每一个人，一旦出场，就意味着和死神的较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姜利，也在照片中。她依树而立，却很醒目，不仅仅是因为身上的红衣，还因为是“八仙”中唯一的女性。

从冬天到夏天，从武汉到北京，疫情最危险的时候，总能看到姜利进出重症病房，执行高危操作……奋不顾身，殚精竭虑，为患者守住生命的最后一道门。

这，被从医近30年的姜利视为义不容辞的使命，她说——

“当生命陷入危险，我必义无反顾。”

“姜美”的纸条

年初，疫情来袭。“重症八仙”从全国各地赶赴武汉，是最早一批到达武汉的专家，分别坐镇不同的定点医院。

“重症八仙”里的三位北京医生（从左至右：协和医院杜斌，宣武医院姜利，朝阳医院童朝晖）

大年初一，姜利连夜赶赴武汉。抵汉后，她直接赶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这里被称为武汉疫情的“风暴眼”，整个疫情期间共收治超过2800名患者。姜利在那里坚守了近80天。

怎么就去了武汉？战疫至今，姜利被问了很多次，她总是笑笑，“我觉得我还能做些事情。”

平静的语气背后，是只有身临险地才能体会的惊心动魄。

姜利

初到武汉，姜利发觉，自己还是想简单了。“本以为就是传染性较强的重症肺炎，给我一根气管插管，一台呼吸机，就能开始工作。但后来发现，当时缺少的东西太多了……”

病例数量的增长速度很快，重症病例也随之增长，可床位很缺。

疫情发生前，金银潭医院是一家传染病医院，平时并没有太多的重症患者，只有一个16张床位的ICU病房（重症监护病房）。但患者激增，病床不够，医院临时改造两层普通病房，用于收治重症患者。姜利负责的南六病区就是由普通病房改造的ICU病房。

那时的武汉，缺少的不仅仅是床位，没有完备的处置流程，缺药、缺耗材、缺监测手段、缺ICU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当时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真的吃不消了。”姜利说。

与姜利并肩作战的是一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姜利起初有点儿担心：“队伍中的医务人员来自不同的医疗机构，大家的专业背景、工作方式和习惯都不相同，需要在工作过程中不断适应磨合。”

好在，无论是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或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团队，大家都希望尽早遏制住疫情的扩散、努力救治更多的患者，“所有人都尽可能快地进入新的角色，适应新的岗位，救治流程与结构逐渐清晰，救治中遇到的问题不断被解决，工作开展越来越顺畅。”姜利回忆道。

由于患者资料、化验结果和影像学片子都在工作区，而患者、血气单、护理单都在污染病区里，医生进入病区前，需要详细掌握每一位患者的情况，进入病区后，就不能再随意抽调患者的资料和化验报告，这和大家平时的工作习惯有很大不同。为此，姜利与同事们及时调整工作流程——

每天早上，姜利都会和同事根据患者的化验结果、夜间病情变化和影像学检查，调整治疗方式和用药，确定当日治疗方案和操作内容，之后，再穿好防护服，进入病房查房，完成治疗操作等。

病房里，中央监护台上的红色数据不停跳动，警报声此起彼伏，姜利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走到每一位挣扎呼吸的患者身旁。即便没有太多操作，巡查完整个病区也要两个多小时。一开始因为防护用品紧张，只能减少进病区医生的数量和频次。“我只要在，就一定要进去看看患者。一次进去，尽可能完成最多的工作。”姜利说。

姜利在武汉金银潭医院

吸痰、调呼吸机、翻身、换药、气管插管、气管切开、俯卧位通气、肺复张、血液净化治疗、液体复苏抗休克治疗，甚至还包括换床单等等……在病区里，无论是医生的工作、护士的工作，还是卫生员的工作，姜利只要看到，就会干。她清楚，这是在为挽救生命争取时间。

病区里，每位患者的床旁，都贴着或多或少的纸条。那是姜利和同事们写的纸条，上面写着患者的病情以及护理治疗的注意事项：“气切管已封堵”“需要高流量吸氧”“请保持床单位干净”……姜利说，这是为了让接班的医护人员尽快了解患者的情况，提醒大家别把重要的事情漏掉了。

一次，姜利的防护服背后，队友帮她写了两个字，她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名字，很长时间之后她才知道，队友写的是：“姜美”。她很开心，她把这视作队友的肯定，“这就像一场接力，一棒接一棒，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直到战胜病毒。”

从零开始的“战斗”

“在新型冠状病毒面前，大家都是新人。”姜利说，这是一场几乎没什么武器，没有教科书，没有成熟案例，徒手从零开始的“战斗”。

“每一位患者都是我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姜利常常挂在嘴边，“患者对生存的渴望鼓励我们不断思考和探索，找到最适宜的治疗方案。”

作为国家医疗队专家，除了负责整个金银潭医院的重症患者救治管理与全院患者筛查工作，姜利还要参加国家卫健委针对当地医院的巡查工作。

在武汉的近百天里，姜利先后到同济医院中法院区、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湖北省新华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蔡甸区妇幼保健院和武汉济和医院等多家医院巡查。每进入一家医院，姜利一定要走进每个病区、每间病房，逐一筛查新冠肺炎患者，给出针对性的医疗建议和诊疗方案，同时安排患者转院，完成书面报告。最多的时候，她一天会走十几个病区，“只有走到患者的床前，才能得到最好的判断，给出适合的治疗。”姜利说。

晚上回到驻地，姜利还要伏案总结，撰写治疗、管理建议，为战疫同行提供参考。

武汉，姜利难以忘记，职业生涯中，这一次，她面对的重症患者数量最多。作为医生，没能将有些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真的很遗憾。

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士，他被送进ICU病房时，病情非常不稳定，本该进行气管插管，但他的氧饱和度时而好转，大家有些犹豫。姜利和团队其他成员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为患者自身没有太多基础病，我们试图通过无创呼吸机和高流量吸氧，帮他扛过来。还有当时的护理条件不足，也担心插管后出现一些不可控因素。”姜利说。

这位患者的求生欲望特别强。每天努力将味道不好的营养液喝下去，“我要让自己赶快好起来，我要回家……”

说起这位患者，姜利停顿了一下，“患者后来病情还是迅速恶化了，虽然最终进行了气管插管，但他还是走了。这应该是这次工作中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如果我们有现在的条件，几乎可以肯定能把他留下来的。”

新型冠状病毒摧毁机体的免疫系统，身体的防御系统不能有效清除病毒，而且在没有特效药的现状下，也没办法遏制住病毒……

重症医生做的事情，其实是帮助患者在疾病最严重的阶段撑住，为患者争取恢复的时间。“比如患者肺不工作或者工作不好，就用呼吸机帮他解决气体交换；他的肾脏坏了，就用血液净化治疗帮他把身体里多余的水、代谢废物排泄出来。”姜利说，做这一切的目的，实际上是在支持患者的过程中，等待患者机体自身的修复，抵抗病毒的极限侵害，等待病毒清除。“我们帮着他扛，但并不能帮他把病毒消灭。有些人，最终没有扛过来……”

为了提高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从3月中下旬开始，“重症八仙”共同参与了国家卫健委组织的连续20余场死亡病例讨论，每天，“重症八仙”聚在一起，针对几家定点医院过去24小时去世的患者，展开病例讨论。

只有经历“死亡”，才能见证“重生”。“大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总结经验和教训。”姜利说，“哪怕是一定留不下来的患者，他的救治过程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下进行的，我们要找到：哪个节点预判失误、哪个地方没有照顾到，或者哪里治疗过头了，这样一环一环地讨论下来，找到关键的‘症结’所在。”

姜利他们把从一次又一次讨论中收获的宝贵经验，都运用到之后的临床救治当中，成功救治了大量重症患者。

寒冬褪去，春日如期。

姜利欣喜地发现，病房里，她写的纸条越来越少，大家的神情越来越放松，一位又一位患者转危为安，康复出院。

4月15日，在全部医疗队撤离后，姜利依然坚守在武汉，转战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负责最后的重症患者梳理和救治工作。

4月24日，武汉最后1名重症患者出院，姜利与其他19位援鄂危重症专家圆满完成任务。

姜利

武汉的经验

回到北京，姜利返回宣武医院开始常规工作。谁也没想到，疫情再次猝然而至。

6月11日，宣武医院确诊了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的首例病例。此后5天，病例迅速攀升至100例。

姜利再次临危受命。6月18日一早，她接到通知：“收拾行李，支援地坛医院。”姜利迅速响应，早上9时，她就到达地坛医院，进入ICU病房，参与重症患者救治。

“其实只是换了个战场，打的仗是一样的。”经历过武汉的战斗，姜利很有信心。

“刚到地坛医院时，几乎每天都会有病情相对重的患者从普通病房转到ICU病房。”姜利和同事们意识到，病例增长的“峰值”出现了。为了更精细化地医治患者，姜利和其他专家建议，在医院的普通病房与重症监护病房之间，设置重症过渡病房。

“重症过渡病房主要收治普通病房里面病情偏重，但又达不到重症医学科收治标准，或者经过重症监护病房治疗好转以后转出的病例。”姜利说，一定要避免病情偏重的患者分散在多个普通病房里，患者如果过于分散，容易发生疏于监护的可能性，“我们不想再看到有患者因为监护的问题，而失去生命。”

地坛医院迅速建立重症过渡病房，按照重症病房配置设备。同时，还在全院设立了一支涉及感染科、呼吸科、心内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队伍，每天，医护人员进入病房筛查患者，确保一旦患者有病情变化，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此轮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地坛医院收治335名患者，共有5名危重型患者和21名重型患者。

“那5位危重的患者，大家还是狠下了一些功夫的。”有了武汉的经验，专家们给每位患者制定的治疗方案都“特别清爽”，“医嘱不多，不确定的治疗方案和可用可不用的药物都没有。”姜利解释说，医护人员通过有效的呼吸支持、对症处理、中医治疗、物理治疗，以及精心的护理和康复，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比如在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基本上没有用到抗病毒的药物，抗菌药物的使用也大大减少。”

在地坛医院战疫近40天，姜利和同事们成功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所有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过去的8个月，在武汉奋战了近百天，在地坛医院奋战了40余天，家人都非常惦记姜利。姜利的女儿正在留学。疫情开始的时候，她得知母亲驰援武汉，特别担心，每天都要发信息，通视频电话。

“你怎么样？”孩子问，姜利总是淡淡的一句“没什么事，挺好的”。其实，面对未知的病毒，即便是曾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的姜利，也会有不安和恐惧，“同事给了我一些处方汤药，虽然味道不好，但我还是坚持喝完了。”姜利说，“在一些紧急情况的处置中，恐惧其实是伴随着每一个人的。”

“开始是女儿担心我，后来我也挺担心她的。”姜利说，希望全球疫情能快点儿过去！

8月19日，是第三个中国医师节，姜利收获了“北京优秀医师”“中国医师奖”荣誉。姜利很平静，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了本职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回顾战疫，姜利心中还有个遗憾，因为戴着口罩，多重防护，她甚至不知道很多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模样。“再次相见，摘下口罩，很可能认不出彼此。”姜利说，但她相信，那一定不会是陌生的感觉，因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都曾为战疫拼尽全力。未来，他们一如既往，为守住生命最后一道门而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