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中国之行于11月7日晚结束，澳外长黄英贤也将从北京赶往东京。此行是阿尔巴尼斯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也是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华。

11月5日，阿尔巴尼斯在上海出席了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等系列活动。他表示，澳大利亚将持续与中国加强沟通，推动旅游、贸易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阿尔巴尼斯说，“旅行是两国人民对话交流的最好方式之一。我们在彼此的国家可以了解对方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旅游业是重要的双边产业链。”

阿尔巴尼斯访华希望达成哪些成果？对于改善中澳关系有哪些作用？这是否意味着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方向有所改变？此前，维多利亚州决定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但2021年4月澳政府取消了这份合作协议。对此，澳大利亚后悔吗，政界和商界是否有想要重新加入的声音？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推出“全球治理大家谈”栏目。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董事会成员，丝绸之路国际商会澳大利亚代表戴若·顾比（Daryl Guppy）就“一带一路”倡议和中澳关系等与记者进行了分享。

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方向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知事：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多次表达了访华的意愿。11月4日至7日，他正式访问中国。您认为此访希望达成哪些成果？对于改善中澳关系有哪些作用？

戴若·顾比：此访对推动中澳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澳方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此前，澳大利亚媒体误导性的报道，以及安全部门危言耸听的简报，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此行是阿尔巴尼斯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为他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人民互动的机会，看看中国的真实面貌。

此外，他致力于缓和两国的贸易关系，并解决最近困扰澳中关系的一些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澳大利亚撤销过去多年针对中国产品和服务实施的歧视性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工商界也希望借此访与中方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期待这次访问取得有益成果。这次的氛围与此前的澳中关系基调有所不同，澳方真诚地希望以文明的方式倾听、理解和解决问题。

11月4日，阿尔巴尼斯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知事：从2017年开始，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政府和莫里森政府盲目跟随美国，炒作“中国威胁论”、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两国间正常经贸活动，中澳关系和经贸往来降至低谷。如今阿尔巴尼斯政府有意修复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否意味着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方向有所改变？

戴若·顾比：虽然一系列迹象看起来像是政策转变的信号，但实际并非如此。由于澳大利亚越来越靠拢美国的对华政策方针，澳方自身的对华政策方向非但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甚至在许多方面还保持了强硬态度。阿尔巴尼斯和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在华盛顿的会晤表明，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同美国没有分歧。

值得注意的变化在于澳方与中国接触的语气，不再“大喊大叫”，不再发表对抗性言论。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她明白，无声的外交比大喇叭扩音式的责骂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一种礼貌的语气，以求双方能顺畅地交流与合作，是双方关系缓和的积极表现，但并非政策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倘若将此解读为澳大利亚完全背离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美国炒作的“中国威胁论”，那将是一种误解。但我希望，在这种缓和的气氛里，中澳双方能够开展更多的旅行和交流，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和愿望，这符合两国的利益。

澳大利亚后悔了吗

知事：您曾经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丝绸之路”是全球化最早的一种形式，它把丝绸和茶叶带到欧洲。您认为中国是第一个认识到新型全球化，即全球经济核心正在改变的主要经济体，您相信中国将推动全球化的新迭代。那么“一带一路”对于新型全球化有什么意义？

戴若·顾比：新型全球化的重要之处不只在于“新”，更在于它重新发现了当初丝绸之路的理念：即贸易致力于带来合作互利，而非西方眼中用来征服和剥削的工具。

在中国古代，以陶瓷为代表的商品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各地。在印尼海域打捞起的中国古代沉船中发现，船上所载的瓷器是专门为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而制作的，一眼就能看出不是为国内消费而设计的。在欧洲销售的中国古代瓷器也有相同的特点，是为欧洲市场量身定制的独特设计和结构。

这些设计根据目标市场的喜好经历了重大的演变，并不附带剥削、征服的意味。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可以在罗马和希腊购买到，但不意味着中国需要统治罗马或希腊。同样，中国的茶叶在英国售卖，也不表明中国必须控制英国才能促进贸易繁荣。

甘肃敦煌鸣沙驼铃迎客来， “一带一路”带火“丝路游”。

丝绸之路不涉及中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军事或政治统治，也不植根于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殖民剥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代表的剥削型军事控制完全不同。中国从未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它既不是丝绸之路的精神，也不是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

“一带一路”倡议是过去十年来全球最重要的发展倡议。它尊重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致力于促进以互利关系而不是以剥削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在平等、开放和包容的基础上共创繁荣，这是其独到之处，也是美欧支持的各种援助项目永远无法比肩之处。

必须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四个重要支柱之上，分别是以港口、铁路为代表的硬件基础设施，以跨境贸易的规划和监管框架为代表的贸易基础设施，以数字经济推动下支付系统的改进和区块链技术对商品、服务认证的软件基础设施，以及资本市场运作为代表的资本基础设施。

这四大基石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精髓，也使“一带一路”成为了全球贸易合作的未来所在。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加入其中。

知事：此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决定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但是2021年4月澳政府取消了维州政府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对此，澳大利亚后悔吗，政界和商界是否有想要重新加入的声音？

戴若·顾比：我所在的州政府力主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由于美国的反对，努力并没有取得效果，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上独立制定外交政策的能力正在倒退。

目前，联邦层面和州政府的领导人之间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西澳大利亚州和维多利亚州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澳大利亚的经济与中国有着内在的联系，苛待我们的中国客户没有意义。通过与中国在国家层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合作制定贸易政策和应对措施。

遗憾的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时，我们的联邦政府已经受到某些秘密安全机构建议的严重影响，并坚定地向美国倾斜。虽然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强调中澳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澳大利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力，但短期内澳大利亚不太可能正式加入该倡议。

尽管如此，我认为澳大利亚未来会水到渠成地参与到“一带一路”中。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在东盟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已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它们已经接受了“一带一路”的协议、标准和流程。

以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的运营为例，它不仅包括实体基础设施，还包括票务和铁路维护所需的软件。与此同时，新加坡最近完成了基于区块链的通关流程，明确表示采用该系统将加快通关速度。

当地时间10月17日，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一名乘务员在列车前。

至关重要的是，印尼和新加坡的系统都符合并遵守“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如果澳大利亚的目标是加强贸易，并寻求维持和改善市场准入，就必须承认和接受“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采用的标准。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如果我们采用“一带一路”的标准对接中国的跨境协议，对华出口的通关速度会更快、效率会更高。

对于澳大利亚企业来说，掌握这点至关重要，即使是那些与中国或“一带一路”没有直接关系的企业。因为面对新条件和新流程，企业自然需要时间来适应，政府也需要时间来跟进。虽然澳大利亚在短期内仍不太可能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澳大利亚企业已经在积极接受和运用“一带一路”协议和程序。

知事：如果澳大利亚加入“一带一路”，会为澳大利亚企业带来哪些发展机遇？

戴若·顾比：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可以提高澳大利亚进入全球市场的效率，促进跨境交易，简化贸易结算流程。以往，结算过程可能需要2到3周的时间，还会让企业面临货币波动和交易对象的不确定性。如果参与“一带一路”，通过基于区块链的结算系统，特别是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不仅可以缩短结算周期，让交易和结算同时进行，还显著降低了涉及巨大金额的汇率风险。

目前，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仍然主要依赖出口。因此，任何能拓展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提高流程效率、同时降低汇率风险的举措，都对澳大利亚有利。这是澳大利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能获得的最关键的优势。

此外，中国已经走在部分先进技术的前沿，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比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发展领先一代。为应对新冠疫情，西方经济体最近几年才开始加速采用数字交易，而中国的数字技术早在疫情前就得到了高度发展。

为了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简化流程，澳大利亚必须把握和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支柱之一——数字平台基础设施，这也为我们更好地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条件，呈现出无限的发展前景。

澳大利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提供了一条通往目前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的直接途径，让澳大利亚投资者能够参与前沿科技项目，并投资于中国的蓬勃发展；其次，它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增强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能力。

在澳中关系未陷入紧张的一段时间里，大量中国投资进入澳大利亚。然而，即便是在澳中合作的鼎盛时期，中国也只位列澳大利亚的第五大投资国，英国、法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都在澳大利亚有更大的投资。这表明，中国对澳投资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和扩张余地。

知事：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只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3个国家既没有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也没有正式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或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戴若·顾比：这一决定反映了无知阻碍进步，霸权凌驾合作，而合作正是亚太经合组织成立的初心所在。说起来有点讽刺，因为亚太经合组织最初是由澳大利亚提出的倡议，奇怪的是，它当时遭到了美国的反对，美国根本不想参与其中。

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所持的观点，主要基于它们自身的历史表现。简单来说，就是西方对于中国的揣测，大多来自于自己曾以那样的方式行事。

这种怀疑源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中国已经证明了它有能力在不诉诸军事胁迫的情况下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唐宋时期，在没有军事统治的情况下，中外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蓬勃发展，这段历史决定了中国对全球贸易的历史态度，并持续影响着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参与。

亚太经合组织在促进亚太地区合作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关国家放弃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决定，不仅有悖于合作共赢的精神，也损害了对亚太经合组织的支持。

各国媒体关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最想对澳大利亚说两个字

知事：您此前谈到了了解真实中国的重要性，您应该到过中国很多次，上次是什么时候？

戴若·顾比：我上次访问中国是在2019年的12月，就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来，所以我不太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然而，我从与同事和消息人士的讨论中了解到，这几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重大发展，特别是数字经济领域。

这些变化非常令人兴奋，并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我们庆祝“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有必要指出，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在侧重点和应用方面有所变化，但其核心目标始终如一：提高贸易效率，促进合作。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数字经济的进步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使其成为一个更具生产力的经济体。这些进步也影响着“一带一路”，惠及所有共建国家。

知事：您来过中国很多次，但大多数西方人可能从来没有亲自来过中国，只能通过媒体来了解中国，进而建立对中国的一些刻板印象。在您到访中国时，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真实的中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有何不同？

戴若·顾比：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步。

尽管我在新加坡和华人同事一起工作了很多年，但当我真正来到中国的时候，发现我的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我的许多想法、许多假设都是非常错误的。

总的来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往往是建立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化背景上。如果你考察一下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华人社区在全球的分布情况，就会发现，当地中餐馆的经营人员大多来自客家人，比如说福建人。

再举个例子，我们以为大米是全中国的主食，却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北方，人们的主食是以小麦而不是大米为基础的。我们甚至不了解米饭在一顿饭中扮演的角色，在包括香港和广州在内的中国南方地区，米饭是每顿饭的基本组成部分，贯穿用餐体验的始终。然而在北京，米饭通常会在用餐结束时上场，作为收尾。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容易产生误解的例子，但也突出了重新认识中国的必要性。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教育和文化接触吸收的知识，都受限于中西方理解方式上的巨大差距。这里说的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而是普通人，他们对中国的习俗和文化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的中餐馆塑造的，这些场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南方（主要是沿海地区）的传统，甚至是有一定历史的传统。

所以，当人们第一次踏上中国之旅时，可能会感到相当震惊。因为他们遇到的是一个现代的、充满活力的、先进的、复杂的经济体。

其次，我们还看到叫嚣“对华战争”的宣传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由美国人和某些西方媒体带头，其中一些受鲁珀特·默多克的影响。这种宣传运动几乎将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打上负面标签。例如，当石油价格上涨时，第一天它被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衰退”；第二天，它被归因于“中国经济的扩张”。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许多人无法理解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多样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人们通常认为每个中国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没有任何不同的观点。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对中国的误解，其程度之深，很难一言以蔽之。

我们需要长期的文化交流、学术交流、人员交流和旅行交流，才能弥合这种对华理解上的误差。长期来看，交流沟通积累下的经验，可以通过时间慢慢进入到政治阶层，进入我们的官员和领导人的脑海中，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很幸运，曾多次前往中国，探索了从北京到新疆，从广州到大连的各个地方。例如，西安与北京有很大的不同，就像北京与上海、广州和香港的不同一样。要真正与中国打交道，我们必须既考虑到中国的整体性，又认识到它的多样性，并学习如何与这个庞大而多元的社会有效互动。

知事：如果您能对澳大利亚人民说一句话来帮助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戴若·顾比：谦逊。重要的是认识到每种文化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你不愿意学习，再多的教育也不能阻止无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知事：我们常说，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两国关系的基础。经历疫情之后，似乎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变少了。为了促进两国民众的交流，两国政府应该怎么做？

戴若·顾比：我认为，两国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简化签证申请程序。如果人们可以方便地在两国之间旅行——从澳大利亚到中国，从中国到澳大利亚，这将有利于旅游业，有利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济复苏。

更重要的是，这也为人们探索和接触彼此的文化提供了机会。虽然高层次的智力和教育交流很重要，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联系，并接受其他国家提供的多样化体验同样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政府重启ADS旅游签证：欢迎中国旅游团赴澳。

我不奢望两国能够免签证旅行，但简化签证申请程序对彼此都有很大好处。或许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类似于印尼落地签或新加坡无障碍入境的制度。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签证程序都很复杂，这对于人员的自由流动和友谊的培养构成了一定障碍。

图源：视觉中国

以下为本次专访的英文原文：

The Daryl Guppy Interview: "Two Years Later: Does Australia Regret Its Past Decisio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Albanese’s visit to China ended on the evening of November 7, with its Foreign Minister Hon Penny Wong also heading to Tokyo from Beijing. The visit is notably Albanese’s first visit to China as Prime Minister and marks the first trip by a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to the country since 2016.

On Nov. 5, Albanese attended the 6th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opening session and other events in Shanghai. He highlighted Australia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with China and promote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tourism, trade and other fields.

He said, “traveling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for people of our two countries to have dialogues and exchanges so that we can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culture and customs in each other’s lands.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bilateral industry chain.”

What results does Albanese hope to achieve in his visit to China? What will it do to improve China-Australia relations? Does it mean a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 China? Previously, the state of Victoria decided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under the BRI framework, but in April 2021,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canceled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Does Australia regret this, and are there voices in politics and business that want to rejo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RDCY, Capital News has launched the “Global Governance Forum” section. Daryl Guppy, a former national board member of the 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and Australian representative of the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SRICC), shared his view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Australia ties and other issues with us.

Guppy emphasizes that Albanese’s visit offers a chance for him to interact with the people in China to see what China is really like as distinct from what he believes in his life, or what he is told it is like. And his objective will be to smooth the trade relationship and also address the recent problems that have blighted the Australian China relationship. But to do this will also require Australia to remove a number of discriminatory trade barriers,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against Chinese products and services over the last 5 or 10 years. Certainly, businesses are hopeful that the visit will lead to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make it possible to have more informed discussions.

He notes while the visit may appear to signal a shift in policy, in reality, this is not a substantive change in policy direction. In many respects, it’s a hardening of policy, because Australia is drawing ever closer and deeper into the policy approach favo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meeting between Albanese and President Biden in Washington very recently, their discussion shows no divergence between the Australian approach to China and that of American. The noteworthy alteration lies in the tone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People are no longer shouting, gone are the days of confrontational rhetoric. Foreign minister Penny Wong is a skilled diplomat. She understands that diplomacy, that quiet diplomacy can achieve a great deal more than megaphone, shouting, and scolding.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Gravitate to BRI with Its Four Pillars

Capital News: What is your overall impres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Daryl Guppy：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global initiative has been launched in the last decade. Its importance is underscored by its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lobal South in terms of fostering growth and global prosperity, based on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s rather than exploitative ones. This sets it apart from other programs and trade agreements implemente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abou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ts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It says quite clearly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preferred development path that is suitable for every country, particularly in the diverse environments of the Global South. Then the single solution often proposed by the west is not appropriate. Thi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Western tendency to advocate for a single, often imposed solution.

A key distinc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acks an ideological agenda. It doesn’t require participants to sign up to a social agenda, political agenda, or an idea of supporting particular social approaches or technical approaches. It remains open and inclusive in that regard.

However, it's essential to note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founded on four significant pillars. Now, most people just focus on the physical and tangible aspects, hard infrastructure, so they talk about building ports, developing high-speed rail, and these types of things. it'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this is just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report shows there’s a great need. The infrastructure deficit in the pacific region, in the Asian region is substantial, and is going to take more than the existing funding organizations to be able to bridge that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deficit. Howeve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far more than that. It encompasses a broader scope that goes beyo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 second crucial factor is trade infrastructure. This encompasses the planning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underpins cross-border trade. It encompasses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ransaction processes, the structure of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functioning of cross-border and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entities like ASEAN and RCEP. All of these trade agreements fall under the umbrella of trade infrastructure. Therefore, coordinating and harmonizing this trade infrastructure, especially in a multilateral context, becomes paramount. It constitutes one of the four pillar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third pillar, often overlooked but equally significant, involves what we might refer to as 'sof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s underway in China and elsewhere,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at’s the digital economy rests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ests on improvements in payment system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r certifying goods and services.

This ensures that when you make a purchase, you can be confident that it hasn't been replaced with an inferior product, and you can track its progress through the logistics chain. It provides certainty regarding the quality of the services and products being delivered. Moreover, with blockchain,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a's digital currency, the electronic yuan, revolutionizes payment systems. It grants access to banking-like structures for those who previously lacked such access. This means you no longer need to stash cash under your bed; you can effectively operate as if you have a real bank account.

This development brings about two significant outcomes. First of all, it directly combats corruption. No longer are individuals compelled to handle anonymous banknotes, mitigating the petty levels of corruption that often plague impoverished areas. Blockchain and digital banking systems overcome this challenge. More importantly, it allows small business to develop the capital needed for expansion. Banking stands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s that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move them towards the middle class—a feat China has already achieved with remarkable success in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The subsequent phase involves transitioning from poverty to what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refers to as 'common prosperity.'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represent a central pilla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is third pillar encompasses 'sof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fourth pillar of the BRI centers on capital infrastructure, which has far-reaching effects on equity markets, capital alloc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into Chinese and associated markets,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necessary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mean that capital can move freely across borders, leading to more efficient cross-border trade settlements and properly functioning bond markets. These four cornerstones constitute the ess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I said, physical, hard infrastructure that’s what most people focus on. It’s important, but it’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 infrastructure is the linchpin that enables prosperity to permeate.

When coupl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f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payment systems based on blockchain, and integrated with elements of capital infrastructure, this forms the true essence and valu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distinct combination sets it apart from its predecessors.

Capital News: As of June this year, China has signed over 200 cooperation agreements on jointly building the BRI with 152 countries and 3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y are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nd regions getting on board with the BRI?

Daryl Guppy：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re getting on board with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because this is where the future of global trade cooperation is  found. There are two contrasting paradigms i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prevalent model we are accustomed to is rooted in hegemony, characterized by an exploitative colonial-style relationship. And this is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rade. It’s about the exploitation of goods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people for the benefit of few. This is what underpinned imperial expansion. This is what underpin the colonization of India, the colonization of much of southeast Asia, the attempts of colonization of China. It was about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eople and of the resources.

In stark contrast, Chinese trade, historically speaking, embraces the concept of mutual prosperity. The ancient Silk Road, upon which the BRI draws inspir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For example, Chinese silk could be purchased in the Roman and Greek empires, yet this didn't entail Chinese dominance. Similarly, the availability of Chinese tea in England didn't necessitate Chinese control over England for trade to flourish. There was no exploitative relationship that existed. Chinese trade history underscores the mutual prosperity that trade can engender. The modern incarnation of this philosophy is reflect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approach to trade also fosters peaceful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Moreover, the BRI, as previously noted, lacks an ideological agenda, distinguishing it from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s. Countries have the choice to access funding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some funds,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ay come with a set of social objectives that may or may not align with the recipient country's needs. For instance, during President Trump's tenure, the U.S. declined to support programs related to birth control or contraception.

These are crucial issues in a wide rang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aid programs often faced challenges, not necessarily due to their inability to achieve their objectives, but because they didn't alig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and ideological agenda, prompting a discontinuation of that type of assistance. This stands out as a key distinction and is a significant departure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Firstly, the BRI does not operate on the basis of exploitation of its participants. Secondly, it does not carry an ideological or social agenda that imposes change on recipient countries.

While there is a shared desire to enhanc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pursuing such change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making it a condition for cooperation. This is a fundamental reason wh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embrac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Australia Ever Regretted Not Joining BRI?

Capital News: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you mentioned that the Silk Road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forms of globalization, bringing silk and tea to Europe. You believe that China was the first major economy to recogniz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 where the co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is shifting, and you have faith that China will drive this new it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In that context, what significance 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ve for this new form of globalization?

Daryl Guppy: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about the new form of globalization is not its entirely novel nature, but rather, a rediscovery of the style of globalization that once characterized the original Silk Road.

While there are differences, such as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shifts in trade relationships, an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nation-states, what remains unchanged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rade as a function of conquest and exploitation, versus trade as a collaborative venture resulting in mutual benefit. It's worth reflecting on this point.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trade often involved notions of conquest and exploitation. It wasn't merely a straightforward exchange of goods; there was a prevailing belief that one needed to assert control over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s before trade could occur. This pattern was evident across a broad spectrum of trade relationships, particularly between Europ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contrast, when examining China's historical trade along the Silk Road, prior to what Europeans refer to as the 'Age of Exploration,' trade was characterized by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Goods, including ceramics, flowed from China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was a remarkably sophisticated trade environment. If we examine shipwreck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ear Indonesia, the porcelain found within them was specifically crafted for trade with Asia and is instantly recognizable as not intended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When examining Chinese porcelain available in Europe, one can discern distinct designs and structures tailored specifically for the European market, challenging the broad notion that all Chinese ceramics are uniform. In reality, these designs underwent significant evolution depending on the target market they were meant to serve. There was no element of exploitation involved; it wasn't about imposing a particular cultural or social model on the recipient. Instead, it was a collaborative endeavor for mutual benefit. The goods that were produced by China were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different market environments.  What is the situation today in the western environment? China crafted goods with particular markets in mind, a far cry from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pproach where products like chocolate remain standardized across the globe, whether bought in Beijing, New York, London, or Mumbai.

The modern form of globalization often entails the imposition of a uniform product on a global scale. In contrast, if you go back to the Silk Road, the Silk Road did not involve this type of domination. The Silk Road operated on principles of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where trade flowed in both directions. The Silk Road did not involve China’s military or civil dominance of any other country, nor was it rooted in the colonial exploitation of people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e Silk Road approach did not include the type of military or social control exemplified by entities like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which imposed regulation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on India to facilitate exploitation of both its people and resources. China never did that. China never pursued such a strategy; it was not part of the Silk Road ethos, nor is it a component of the curren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course, within individual countries, there may have been instances of exploitation among local populations—unfortunately, this is a recurring reality. There were individuals who were exploi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raded along the Silk Road. However, the Silk Road itself, and China's engagement with it, did not entail the form of colonial exploitation seen on a state bas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ilds upon this type of globalization, drawing from an approach founded on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It recognizes that global prosperity brings benefits to all of the user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exploitative colonial model that benefits only a select few countries and a small elite within each country.

I believe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we might term 'anci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form of globalization that underl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objective is to create a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rade that is founded on equal and respectful terms, rather than being driven by exploitation. This represents the pivotal difference. It's what set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part,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to initiatives like the Blue Dot (BDN, BlueDotNetwork) initiativ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various other aid programs typically spearheaded by the U.S. and often backed by Europe. They are a charity, to some extent. They are not working to increase prosperity in an economic sense between those involved in that trade relationship.

Capital News: Previously, the Australian state of Victoria decided to engage i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wever,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vetoed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the 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and China. Is Australia regretful about this decision, and are there voices from both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sectors expressing a desire to rejoin?

Daryl Guppy: On a personal level, I actively advocated for the benefits of engaging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oth within my state government and on a national scale.

Unfortunately, our efforts to persuad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re unsuccessful, largely due to opposi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is led to a retreat from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developme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As we've observed, even recent actions by the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demonstrate a growing alignment with U.S. foreign policy. This creates a divide between the policy stan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some state leaders, such as those in Western Australia and Victoria. These leaders recognize the potential harm to our trade relationships and understand that Australia's prosperity is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simply doesn't make any sense to abuse our customer or not to align with their pursuits. By jointly working with China at a national level, we can cooperatively develop policies and responses.

Unfortunately, at the time wh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operation offer was extended, our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already heavily influenced by advice from certain secretive security services, and was firmly oriented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states like Western Australia, Victoria, and South Australia continue to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a-Australia relationship and Australia's potent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appears unlikely that Australia will formally join the initiative. However, circumstances may compel Australia to become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future.

The rationale behind this lies in the fact that Australia's primary trading partners in the ASEAN region a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se nations have already embraced Belt and Road protocols, standards, and processes.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 operation of a high-speed train in Indonesia. It encompasses not only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ticketing and the software required for railway maintenance, including points, trains, and carriages. Similarly, when a high-speed train runs from Yunnan to Kuala Lumpur and onward to Singapore, it involves more than just the tangible infrastructure.

We're already witnessing Indonesia implementing what they term a 'National Single Window' entry process for imports into the country. Meanwhile, Singapore has recently finalized a blockchain-based customs clearance process, making it clear that adoption of this system will expedite customs clearances. What's crucial here is that both the Indonesian and Singaporean systems align with and adhere to BRI software protocols. If Australia aims to bolster its trade, and if it seeks to sustain and improve market access, it is inevitable that we must recognize and embrace the standards being employed i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Australian exports to China. When we employ BRI protocols, tap into Chinese cross-border protocols, and utilize Chinese blockchain systems and standards, our exports to China will go through the clearance process more swiftly. Conversely, if we fail to acknowledge and adopt these conditions, our exports may face delays, with businesses relegated to the back of the line. Progress may not be as swift.

It's crucial for businesses to grasp this concept, even those not directly involved with China and the BRI. Because by facing with a new set of conditions and new set of processes, adjustment to a new set of conditions and processes will naturally require time for businesses to adapt and for government to follow suit. While formal engagement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Australia may remain a low probability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businesses are already proactively embracing and utilizing Belt and Road protocols and procedures.

Capital News: If Australia were to jo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a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could it potentially offer to Australian businesses?

Daryl Guppy:  Engaging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more efficient access to global markets, facilitates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and streamlines trade settlements. By employing blockchain for trade settlement, we significantly reduce counterparty risk and the cycle time for settlements. Traditionally, this process could take 2 to 3 weeks, leaving us exposed to currency fluctuations and counterparty uncertaint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ransaction.

However, with blockchain-based settlement system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recognizing and utilizing the digital Yuan for trade and settlements, we can nearly eliminate counterparty risk. Transactions occur simultaneously, eradicating the foreign currency risk that could represent significant sums in major trade settlements. This i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for Australia, which heavily relies on exports.

Critics have previously argued that China's economy is overly reliant on exports. President Xi Jinping's emphasis on a 'circular economy' is aimed at shifting China away from this dependence, focusing on bolstering domestic circulation. In contrast, Australia has yet to make this shift and remains heavily reliant on exports for prosperity.  Anything that enhances our access to global markets and makes the process more efficient, while reducing currency risk,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This stands as a key advantage for Australia in its engagement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oreover, China is already at the forefron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boasting a generation-ahead of Australian and Western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le Western economies only recently accelerated their adoption of digital transactions in response to COVID, the level of digital sophistication implemented in China pre-dated the pandemic by a significant margin.

In order to compete and enhance our processes and productivity, it's imperative that we grasp and tap into the digital platforms and structures that form the backbon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also grants us improved entry into China's capital markets, presenting a myriad of development prospects. Access to China's capital markets functions on two fronts. Firstly, it offers a direct pathway to what is currently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bond market. This enables Australian investors to participate in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projects and invest in China's burgeoning initiatives. It unveils a broad spectrum of trading and investment possibilities while also bolstering China's capacity to invest in Australia.

In the period preceding the strain in Australian-China relations, there was a notable influx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to Australia. Yet, even at its zenith, China ranked as the fifth-largest investor in Australia. Countries like England,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ingapore all held larger investments in Australia. This signifies that there is substantial room for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terms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Moreover, Australia's access to China's capital markets positions us for genuine global diversification and a reduction of investment risk. They are the key benefit; BRI is where the future of global trade lies in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Capital News: Among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only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Australia have neither signed 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greement or memorandum with China, nor participated in the third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or engaged in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How do you view this phenomenon?

Daryl Guppy: This decision reflects a triumph of ignorance over progress, prioritizing hegemony over cooperation, which was the very essence of APEC's foundation. It is somewhat ironic, because APEC was initially proposed and constructed by Australia — It was an Australian initiative. Strangely enough, it faced opposi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y didn’t want to try to be involved at all. Additionally, this stance reveals a certain bias towards innovation, favoring Western contributions while downplaying the value of innov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This perspective seems to project assumptions about China's behavior based on how powerful Western nations have historically acted once they've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of influence and size. And the assumption is that China will behave in the same way. And this is just ignorance, because I know the history of China. China has demonstrated its ability to fost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resorting to military coercion. A prime example lies in the trade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here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relationships thrived without the need for military dominance. This history defines China's historical approach to global trade, and it continues to shape its present engagement.

The decision to abstain from signing on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many ways, undermines the spirit of cooperative ventures and the support for APEC that has been pivotal in fostering collabo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ustralia’s China Policy Has No Substantial Change at All

Capital News: Since 2023,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Albanese has expressed interest in visiting China on multiple occasions. On October 22nd, Albanese announced that he will be visiting China from November 4th to 7th. What outcomes do you think Prime Minister Albanese hopes to achieve from his visit to China? What role might this play in improving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Daryl Guppy: The visit holds cru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effort to enhance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Equally important is its potential to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As far as I can understand, the Prime Minister has no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to China since he took office, which means his perception of the country is largely shaped by potentially misleading reports from the Australian media and possibly alarmist briefings from security services, whose advice may be colored by their own interests.

This visit offers a chance for him to interact with the people in China to see what China is really like as distinct from what he believes it is like, or what he is told it is like. Without experiencing plac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Hangzhou, or Wuhan, one'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can be quite limited. And his objective will be to smooth the trade relationship and also address the recent problems that have blighted the Australian China relationship.

But to do this will also require Australia to remove a number of discriminatory trade barriers,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against Chinese products and services over the last 5 or 10 years. Certainly, businesses are hopeful that the visit will lead to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make it possible to have more informed discussions.

The important feature is that, first of all, this approach represents a departure from the previous tone of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It avoids using a metaphorical megaphone and refrains from scolding China. Instead, there appears to be a genuine desire to listen, understand, and resolve issues in a civilized fashion. That’s certainly wha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hopes will be the outcome of this particular visit.

Capital News: Since 2017, both the Turnbull and Morrison governments of Australia blindly followed the United States in hyping up the "China threat" narrative, using so-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reasons to hinder normal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led to a downturn in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and economic exchanges. Now, it appears that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may be inclined to mend relations with China. Does this imply a change in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China?

Daryl Guppy: While it may appear to signal a shift in policy, in reality, this is not a substantive change in policy direction. In many respects, it’s a hardening of policy, because Australia is drawing ever closer and deeper into the policy approach favo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e look at the meeting between Albanese and President Biden in Washington very recently. And the discussion there shows no divergence between the Australian approach to China and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China. The noteworthy alteration lies in the tone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People are no longer shouting, gone are the days of confrontational rhetoric. Foreign minister Penny Wong is a skilled diplomat. She understands that diplomacy, that quiet diplomacy can achieve a great deal more than megaphone, shouting, and scolding.

So, it’s a polite and civilized ton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ing, but it’s not really a massive change within the policy structure. We see that with the increases that are taking in the defense fiel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UKUS, there is no moving away from those commitments, but there  is a smooth and polite tone, and smooth way for cooperation, better cooperation across a wide range of issues. This is undoubtedly a positive development. However, it would be a misconception to interpret this as a wholesale departure from the tendency to closely alig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narrative of a China threat. Hopefully, as more travel and exchanges take place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a less belligerent atmosphere, there is hope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pective needs, requirements, and aspirations of both China and Australia. This can only serve the interests of both nation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Heal the Understanding Gap

Capital News: Have you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China multiple times? When was your most recent visit?

Daryl Guppy: My last visit was in December, just before the onset of the COVID pandemic. Since then, I haven'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turn, so I'm not as up-to-date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However, I'm aware from discussions with colleagues and sources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particularl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at occurred in China during that time.

The changes are quite exciting and are having an impact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we mark its 10th anniversary,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hile the initiative has evolved in emphasis and application, its core objectives remain consistent: to enhance trade efficiency and foster cooperation. China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is regard.

China is already well down that path. The recent advancement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over the past 3 or 4 years have propelled China's development, making it a more productive economy. These advancements are also influencing the Belt and Road engagement, benefiting all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Capital News: You've been to China many times, but for most Westerners, they might have never been to China in person. They can only learn about China through the media, which might lead to some stereotypes. Based on your experiences visiting China, what are some of the most memorable things you've encountered? How does the real China differ from the portrayal of China in Western media like Australia?

Daryl Guppy: There are two parts of the answers of that. The first part, it's worth noting that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China hasn't significantly progressed since the Opium War in 1840. So even though I worked for many years in Singapore and I worked with Chinese colleagues, when I actually went to China, I found that many of my preconceptions, many of my ideas, many of my assumptions were quite wrong.

So as a generalization, the Western experience with China tends to be primarily in the context of southern China. If you consider the global diaspora of Chinese communities over the past centuries, it's highly likely that your local Chinese restaurant, for instance, draws its roots from the Hakka people and those from Fujian province. So, our experiences tend to be centered around southern China. For instance, we may assume that rice is a dietary staple for all of China, without realizing that in northern China, the economy is based on wheat, not rice. We don’t understand the role that the rice plays in a meal. I mean this is just a simple example of misunderstanding.

In regions like southern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rice is considered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every meal, viewed as initiating and completing the dining experience. However, in Beijing, rice typically makes its appearanc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eal, providing a closing note. This underscores the need for a significant relearning process, as much of what we absorbed during our formative years, be it through education or cultural exposure, was unfortunately marred by substantial gaps in understanding.

When it comes to everyday people, not scholars or individuals who have specifically studied China,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stoms and culture is often shaped to a large extent by their experiences at local Chinese restaurants. These establishments typically reflect the traditions of southern China. So, it can be quite a shock for people when they first set foot in China. What they encounter is a modern, dynamic, advanced, and sophisticated society and economy. That's the first thing.

Adding to that, we have seen a recent surge in the 'war on China' campaign, particularly spearheaded by Americans and certain elements of the Western media, some of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Rupert Murdoch. This campaign tends to cast a negative light on virtually anything happening in China. For example, when the price of oil falls one day it's attributed to China's economic decline, and the next day, when the oil price rises, it's attributed to China's expanding economy. It seems that no matter what occurs, there is often a negative narrative attached to events in China.

Due to its immense size, which is beyond what many can comprehend, people fail to grasp the multitude of minority groups, the diverse array of cultures, and the various approaches within China. There's often an assumption that China is a monolithic entity, where everyone thinks and acts the same way, without any diversity of opinion. It is difficult to describe the depth of misunderstanding that prevails in the western environment.

The process of bridging this gap in understanding requires cultural exchanges, student exchanges, travel, and tourism. It takes time for these experiences to trickle up into the political class, our officials, and our leaders, so they can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happening. It’s a long-term process. Personally, I consider myself fortunate to have traveled to China on numerous occasions, exploring various parts from Beijing to Xinjiang, and from Guangzhou to Dalian.  Xi'an, for instance,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Beijing, just as Beijing differs from Shanghai,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To truly engage with China,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its entirety, recognizing its diversity, and learn how to effectively interact with this vast and multifaceted society.

Capital News: You just mentioned how it's crucial to move from misconceptions to a genuine understanding. If you could say one thing to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real China, what would you tell them?

Daryl Guppy: Humility.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every culture offers valuable lessons. If you're not open to learning, no amount of education can prevent ignorance from persisting indefinitely.

Capital News: We often say that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 of two countries form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It seems that after the pandemic, there has been a decrease in exchang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ustralian people. What should the governments of both countries do to promot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ir citizens?

Daryl Guppy: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both countries can do is to simplify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ss. If people can travel easil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ustralia to China, China to Australia, which will benefits tourism. It’s good for the Australian economy, and is good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also opens up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explore and engage with each other's cultures. While intellectu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at higher levels are important, it's equally vital to connect with everyday people and embrace the diverse experiences each country offers.

Personally, I see substantial benefits for both nations in simplify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Perhaps a system akin to Indonesia's visa on arrival or Singapore's hassle-free entry could be considered. The current complexity of visa procedures, both in China and Australia, stands as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friend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