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10月17日凌晨2点，巴黎旺多姆广场12号二楼，旅居法国多年的波兰作曲家肖邦殁，时年39岁。医生拿一支蜡烛举在肖邦因窒息而变得灰暗的脸上，轻声问他是否难受。回答说“不了”（Non plus），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惑之年未至，这些天才的作曲家们都倒在了青春的生命刻度上：除了肖邦，舒伯特31岁，莫扎特不足36岁。每念及此，彼时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后世的我们都为之扼腕。

肖邦死于肺结核尽人皆知，但他的患病和与肺结核纠缠的痛苦却很少被关注。就是这样一个点，也被艾伦·沃克这本新的《肖邦传——生平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2月版）讲述的如此翔实。过往的传记、小说、日记编撰以及其他参考文献大量堆放在写作之前，作为文化史家、音乐史家以及钢琴演奏家多重身份的沃克，如何恰当地把肖邦的生平组织起来，使得叙述既反映出这个话题的复杂性，又能让普通读者容易读懂，是每一个传记作家都必须面对的。沃克将肖邦的作品和他的性格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并让它们成为彼此的延伸，自然是此书的重要看点。只是由于书写得太过好看，甫一翻开，肖邦病患的起起伏伏竟先行吸引了我的视线。

《肖邦传》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版

19世纪头十年里，肖邦的老家波兰的肺结核疫情十分严重。沃克在书中记载：估计当时在中欧就有五分之一人患有肺结核，最终有几十万人被这种疫病夺去了生命。仅在肖邦家的六个人当中就有三个人死于肺结核：除他之外，还有父亲和另外一个妹妹。而肖邦的母亲，姐姐鲁德维卡，妹妹伊莎贝拉却没有染疫。这让医生们大惑不解。这种病给他带来不少生活上的不便，病情严重时，日常的活动都要被迫停止，“会出现长期乏力、持续咳嗽、喉咙发炎、呼吸不畅，乃至神经疼痛等多种并发症状，这使得他无法进行创作更不要说去演出了”。

最早知道肖邦这个饱受折磨的病是在房龙《音乐的故事》里。马略卡岛的旅行导致了肖邦身体的伤害。房龙认为，渴望爱情的年轻作曲家被乔治·桑俘虏。至于她是不是真爱肖邦，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马略卡的冬天让女作家得到了创作的素材，而“可怜的肖邦得到的，却是拉雪兹神甫公墓里的一小块土地。”房龙不但把肖邦的早夭记到了乔治·桑的账上，也让热爱肖邦的人难免对她心生嫌隙。

为了厘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艾伦·沃克参考了多达26卷的乔治·桑书信集。不消说，除了家人之外，肖邦与桑的关系比任何人都亲近。在沃克的传记里，我们从始至终都看到桑对肖邦病情的担忧。马略卡岛蜜月旅行安排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肖邦的身体得到充分的调养。初到岛上情况尚好，别墅虽然没有壁炉，但每个房间都有火盆，露台上温暖宜人的海风让两人颇感满意。肖邦甚至兴奋地给朋友写信说，这里的生活很美妙：“大海如天青石山岭像翡翠，空气好的如同天堂一般。”然而好景不长，冬雨来袭，别墅里十分阴冷，敞开式的窗户成了负担，火盆烧得不热烟却很大。加上肖邦散步回来淋了雨，犯了支气管炎，咳嗽加重并开始咳血。桑连忙找来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诊断的结果是肺结核。按照西班牙的法律病情需要上报。消息传出，房主把他们赶出别墅，烧了床褥，毁掉家具，重新粉刷了墙壁，人们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躲着肖邦。几个人好不容易才在巴尔德穆萨村找到一座荒废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安顿下来。接下来的两个月，原本温暖的马略卡岛的冬天却一直阴雨连绵，肖邦的健康不断恶化，乔治·桑只好又找了一位医生。直到此时她才意识到把肖邦带到这里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内疚感“像铅块一样坠在我的心上”。医生再次确认肖邦患了肺结核，给出的治疗方案包括放血、饥饿疗法和食用奶制品。肖邦对此十分抗拒。医生说不放血他就会死，但桑的直觉告诉她，如果放血肖邦才会死。她辗转到山下买了一些羊奶制品，肖邦的病情才稍有好转。

普莱耶尔钢琴运到后，肖邦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有所恢复，一些在巴黎写的前奏曲也修订完成。而在马略卡岛上至少新创作了四首。著名的“雨滴前奏曲”显然被桑进行了文学加工。桑在小说里写道：“那天晚上他创作的乐曲充满了雨滴声，和修道院的瓦片上的雨滴交相呼应。”桑称这种水滴声为“模仿性的和声”，而肖邦否定了这种幼稚的说法，也从来没有在和朋友的信中提过所谓“幽灵和恐惧”或者水滴这些事情。

巴尔德莫萨修道院 莫里斯森 绘制

到了1839年2月的第一周，肖邦已经病得很重，不能够在阴冷的马略卡岛继续住下去了。于是，乔治·桑开始做返程的计划。归途中，肖邦元气大伤，吐血严重。直到2月25日才辗转到了马赛。下船后，还是桑托人找来医生，对肖邦做了进一步检查与精心治疗。随着天气转暖，饮食中又加入了大量的奶制品，肖邦的身体状况明显得到改善。桑在给朋友的信里说：“他真的好多了，不再吐血，睡眠也不错，有些咳嗽但不厉害，总算是回到法国了。”行文之中对肖邦的愧悔和担忧的解除溢于言表。当然两人在马略卡岛上的经历也成了桑的痛苦回忆。6月1日，两人终于回到了桑的故乡诺昂。

诺昂庄园

在家乡，乔治·桑给肖邦精心安排了可以俯瞰整个花园的二楼房间，附近的草坪和花坛都可以尽收眼底。除了偶尔散散步，肖邦也可以在上午写写曲子。只是身体依然虚弱，走几步就会气喘吁吁。恋情开始后不到四个月，乔治·桑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她的角色逐渐从情人转变成为照料者；从一个有吸引力的恋人变成了一个义务照顾病人的“修女”。坊间说她的无情无义大多没有根据，沃克的这本传记披露了很多细节，说明桑并非是人们传说中遭人诟病的人：“在即将承担的新责任面前，我感到一阵恐惧。我不再幻想热烈的爱，我对这位艺术家怀有一种母爱般的感情，非常温暖，非常真实。”即便是从诺昂回到巴黎，他们找到的公寓，肖邦的房子也一定要朝南，阳光要充沛。每年往返于巴黎和诺昂的路程，马车走走歇歇需要三十多个小时，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1845年的冬天，肖邦先期回到巴黎，赶上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寒冬再次击垮了他，他患上重感冒，咳嗽不止。等到乔治·桑返回巴黎后，又成了肖邦的照料者。在接下来的共同相处的八年中，桑为肖邦提供了无数的关怀，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请朋友们从巴黎来到诺昂做客，给肖邦开心解闷。凡此种种，虽是一些细碎之事，然而她对肖邦的帮助，乃至暗通款曲的艺术启迪，都应该得到公平的认可。柯蒂斯·凯特的另一本传记中甚至指出，乔治·桑认为与肖邦发生关系远不如听他的音乐更令人兴奋，因为“他已经形如枯槁，稍微一动就会咳嗽不止”。最为瘦弱的时候，肖邦体重居然还不足43公斤。

肖邦的房间和钢琴

就是拖着如此疲废的身体，在最后的十年，肖邦还写出了降b小调和b小调奏鸣曲、f小调波兰幻想舞曲以及《船歌》这样的杰作，着实令人惊叹。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中，他上下楼梯都需要别人帮忙。他一生当中看过的医生多达30多位，想必大多数都是乔治·桑找来的。他服用过各类药物，不乏有用于缓解症状的鸦片汀。这些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也可能让他无法工作。彼时彼刻，作曲对于肖邦而言简直成了奢侈的事，但最终创作带给他的当然是慰藉，尽管创作的过程充满辛劳。

1847年，肖邦卷入了乔治·桑不正常的家庭所经历的混乱局面，两人之间友谊因乔治·桑的决绝而关闭。在最后的信中她希望他早日摆脱所有的疾病，我会“感谢上帝让我们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结束这份持续了九年的特殊友谊。”这种不可逆转的破裂势必让本就身心交瘁的肖邦雪上加霜。

1849年3月，霍乱像往常一样拜访了巴黎。到了8月中旬，疫情有所平息。波兰诗人塞浦路斯·诺尔维特来看望肖邦：“我发现他穿戴整齐地躺在床上，臃肿的腿脚上裹着袜子和便鞋，她姐姐坐在他的身旁。肖邦看起来十分优雅，那是某种希腊文明鼎盛时期的典雅贵族所崇尚的气质。”诗人和他姐姐聊天时他咳嗽得更厉害。肖邦临终的那几天，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吵着要看作曲家最后一眼，听他说最后一句话或者顺手带走一件纪念品。有些场景甚至被夸张或者浪漫化。人所共知他对宗教的态度十分冷淡，也从没参加过弥撒或者去做忏悔。他担心的是一些个人的事情，多次表达意愿，希望死后那些没有出版的手稿都被烧掉：“我出版的东西都要尽可能完美，我不希望冠有我名字的、会让大众失望的作品四处传播”。

肖邦躺卧的病榻周围摆满了鲜花，供朋友和吊唁者做最后一次瞻仰。大约有3000人聚集在教堂里，向肖邦的一生和他的作品致敬。艺术界多位重要的人物都派代表出席了葬礼。

肖邦去世后的27年，即1876年6月6日，乔治·桑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临终前她挣扎着喊出了：啊，死亡，死亡。是对生命终结的恐惧，还是对生命的渴望和对生活的无限留恋？也许只能到她的作品中去找答案了。抛开两人之间的情怨，不可否认的是，乔治·桑对肖邦的评价可谓精准：“他的天才同任何他所继承的大师一样广阔、全面和精深。从性格来讲，比巴赫更精致，比贝多芬更有力，比韦伯更有戏剧性……在挖掘情趣时，他比他们更微妙，在表现宏伟壮丽时更朴实无华，在倾诉悲痛时更能催人泪下。”他的音乐，她的小说，那些分分合合的悲欢的时刻消逝在诺昂的七个夏天。（责编：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