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上午，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公布，其中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入选。在28日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陈星灿表示，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填补旧新石器阶段考古空白，对研究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影响深远。

新黄河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本次发掘领队赵益超，请他详解赵家徐姚遗址的考古故事。电话接通时他正在发布会现场，还沉浸在赵家徐姚遗址入选“全国十大”的兴奋中。

遗址从西北向东南方向侧视图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是一处距今大约1.32万年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址，出土了1000余件早期人类遗物，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人类遗存发现的空白。该遗址发现的早期陶片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赵家徐姚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性质明确，年代关键。是华北地区乃至国内旧新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穿孔陶片及花边口沿

距今1.32万年，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本次发掘领队赵益超告诉新黄河记者，赵家徐姚遗址位于淄博市临淄区晏婴路以南，庄岳路以东。遗址北距齐国故城遗址约5千米，东北距后李遗址约4.2千米，南距淄河约1.2千米。属泰沂山系北麓的山前倾斜平原。从2021年10月开始，考古人员为配合当地一个基建项目开始在临淄区赵家徐姚村西进行考古发掘，一开始并没有发现早期史前人类遗存，“到2022年4月开始发现了红烧土后对遗址进行大面积揭露，才有不少人工遗物出土。”

赵益超表示，此次发掘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在发掘区西侧K21第10层发现了大量的旧新过渡阶段遗存。遗址核心区域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圆形，遗址两侧有水流活动冲刷形成的浅沟。总计出土遗物1000余件，火塘3处。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赵益超介绍，从遗址发掘的情况看，该遗址保存完整，基本没有经过破坏，应该是距今1.32万年的一处临时性营地。

遗址出土原始陶塑

陶片众多：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发掘的遗物中，陶片标本多达200余件，包括可复原陶器2件。赵益超介绍，这些陶片均为夹炭红陶，“陶片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胎土掺杂着植物茎秆，陶器表面进行了磨光处理，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艺，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经相对成熟。”出土陶片的可辨部位有口沿、腹部、圜底，初步判断器型为圜底盆。其中口沿21件，分为方唇、圆唇、花边三种，近底陶片14件，穿孔陶片5件。另见有陶塑100余件，质地细腻，形状各异，塑形随意；经过烧制，但火候一般。至于这些陶器当时的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赵益超表示，该遗址发现的早期陶片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同时该遗址出土的夹炭陶反映出该遗址是中国早期制陶工艺最为成熟的遗址之一，对研究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影响深远。

另外，此次发掘还出土了骨骼标本500余件，以环颈雉鸟类和鹿类为主。蚌壳制品25件，其中穿孔蚌器1件。石制品70余件，石料以石灰岩为主，多为权宜性工具。赵益超表示，从出土骨骼标本来看，环颈雉鸟类和鹿类应该是当时人的捕猎对象，“发现的这些骨骼标本大多是碎片，可以推测当时人为了吃到骨髓而对骨骼进行了处理，比较长的骨则可能被另作他用，用来制作骨器。”

遗址出土动物骨骼

火与文明，万年文化的形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考古发掘对遗址红烧土堆积的发掘与研究扩充了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国内进行红烧土大面积揭露并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首个案例，也为世界范围内同时期考古工作提供了崭新材料。该遗址至少说明人与火在长时段内发生了互动关系，并改造了彼此，可能与人们获取特定资源、进行景观管理、彰显领地意识密切相关。将这一发现置于农业起源过程的早期阶段进行审视就更为重要了。赵益超表示，对同一区域的反复利用是人类迈向定居的关键；人对资源和景观的管理表明了人地关系模式的转变——从被动适应转向开始改造自然，是走向农业的重要起步阶段；以陶器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不仅满足了资源强化利用的需求，客观上也降低了人群的流动性；不具备实用功能陶塑的出现则代表了人群精神层面的需求。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赵家徐姚遗址为代表的人群处于农业起源的早期阶段，对于从过程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北方农业起源具有独特意义，也能进一步明确山东地区在中国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和独特贡献。总之，赵家徐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理解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景观变迁及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从认识上改变了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的观察视角，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对于此次考古发掘的意义，赵益超表示，该遗址距今1.32万年左右，“年代框架明确，所处节点关键，正处于晚更新世晚期末次冰期气候频繁波动时期，为建立鲁北地区这一时期的地层编年体系及当时古环境的复原提供重要依据。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此外，遗址保存相对完整，性质明确，“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意义，对华北地区旧新过渡研究影响深远。”

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编辑：韩璐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