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常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这句话背后的历史事件，是司马氏吞食曹魏政权的关键一步——曹髦之死。而成济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弑君，也大大增加了戏剧性，使得曹髦之死成为《三国演义》等后世文学作品的经典片段。

但是，作为距离此事最近的历史记载，陈寿《三国志》中关于曹髦的记载却有些吊诡：前半部分极力体现曹髦的贤明有德，后半部分却将曹髦之死一笔带过，还收录了郭太后激烈批判曹髦的诏书。反观唐代成书的《晋书》，却清晰记载了司马昭弑君之事。

陈寿是不知道详情，还是不敢说出真相？其实，深谙中国史官传统的陈寿，早已用“春秋笔法”告知了我们答案。

贤明少主的雄心

自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曹魏皇帝的大权就开始衰落，司马懿和司马师不断加强对朝廷的控制，皇帝也逐渐变成了傀儡。曹魏一共5位皇帝，除了开头的曹丕和曹叡，后面3人都是傀儡。但即便是傀儡，也有无限隐忍者和伺机反抗者，如果说曹芳和曹奂是前一种皇帝，曹髦无疑就是后者，是不愿忍受司马氏压迫、誓死也要捍卫皇室尊严的人。但是，他也因此被当街弑杀，最终草草埋葬，只落得一个高贵乡公的名号。

曹髦为何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以死抗争的帝王？细究《三国志》中的蛛丝马迹，就能还原一个形象鲜活的曹髦。《三国志》用大量篇幅记录了曹髦勤学善思、贤明有德的一面，如果不是后来被司马昭杀害，这简直就是一个盛世明君的早年形象。“少好学”是陈寿对曹髦早年最精准的评价，为此陈寿甚至花了大量笔墨来讲曹髦与文人们探讨学问的故事。

根据陈寿的记叙，曹髦在登基前后的表现也非常注重礼仪，很有分寸感。《三国志》上讲到众大臣去迎接曹髦的时候，曹髦不仅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姿态，反而十分谦恭，臣子说他可以乘车进宫，但他却说，在正式登基之前，应该与臣子一样，不能僭越。直到他登基称帝后，才使用天子仪仗，这让文武百官十分欣赏。曹髦当时才13岁，竟然如此遵守礼仪，通晓人情，已经展现了出色的政治家的早年形象。在他身边的人对他非常钦佩，钟会就称赞他“文同陈思，武类太祖”——文治武功堪比曹植、曹操，简直就是一代雄主。

或许正是过早地展现出超凡的才华与品质，曹髦才引起了司马氏集团的警惕，司马师、司马昭是不会放过他的。随着曹髦的成长，他愈发不能容忍自己傀儡的身份，他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夺回被司马氏掌控的权力。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他写了一首《潜龙诗》：“伤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顾名思义，就是潜在暗处的真龙，囿于困境，只能暂时隐忍，若有时机，必冲上云霄，一展雄姿。

巧用对比的春秋笔法

甘露五年（260年），曹髦再也无法忍受。掌权的司马昭随时可能对他下手，他感到自己危机重重，只能奋力一搏。当年五月，他主动向司马昭发起挑战，亲率兵卒，杀向司马昭的府邸。此后便发生了后世熟知的司马昭弑君的故事：司马昭手下的贾充，指使成济杀了曹髦，而且是当街弑君，司马昭虽然假装此事与自己无关，却无法逃脱世人的眼睛，最终以弑君者的形象在历史上定格。

吊诡的是，大段记述曹髦生平事迹的《三国志》，却在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上惜字如金，只用了“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这句话，就一笔带过了，也没说曹髦是怎么死的。其实，这种简洁本也是陈寿的写作风格，但他也不得不如此。陈寿曾经是蜀汉大臣，蜀汉灭亡后仕于西晋，专心撰写史书。写《三国志》时，正是司马家的人做皇帝，对于司马氏夺取政权中的一些不堪的过往，陈寿只能有所避讳。

但是，陈寿又是严肃的史学家，出于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态度，他不能胡编乱造，毕竟“不隐恶”是历代史官的基本操守。因此，在曹髦之死这一事件上，陈寿就采取了巧妙的春秋笔法，虽然没有明写司马昭弑君，但直接把曹髦死后、郭太后下旨的内容全盘放在《三国志》里，其中黑白善恶，便十分明晰了。诏书上说：

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

郭太后这封诏书是在司马昭的威逼之下写就的，所以内容十分离谱，全文都在谴责曹髦的暴虐。诏书中甚至还说，曹髦想射杀郭太后，幸亏司马昭救援及时，他手下的将军阻拦了曹髦，而曹髦也死在乱兵之中。这封诏书把曹髦的死看成恶有恶报，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应该把曹髦贬为庶人，以平民的身份下葬。

这样夸张的诏书内容，显然与陈寿此前大段记载曹髦贤明仁德的内容不符。把司马昭强迫郭太后写的诏书内容放在这里，简直就是对司马昭的“高级黑”，看似在赞扬司马昭，其实通过对比叙述，已经把司马昭的虚伪、奸诈呈现得淋漓尽致了。而且，相关信息隐藏在曹髦的传记里，如果司马炎不仔细看，他意识不到陈寿在《三国志》里用了春秋笔法来描写司马昭。这样一来，既能最大程度保护史官的安全，也保护了这段历史记述的真实性。

而在唐初房玄龄等人撰写《晋书》时，距离司马昭弑君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便不再有什么避讳的必要，因此《晋书》中的相关内容就十分清晰了。

草蛇灰线指向终局

在记录曹髦之死时，陈寿还专门点了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三人的名字，似是有意展现这一重大历史变局中不同臣子的形象。这三人原本都是曹髦身边的亲信，但在危急时刻，只有王经誓死捍卫曹髦，而王沈、王业为了保命，便把曹髦准备发兵反抗的想法，及时报告给司马昭，背叛了曹髦，这成为曹髦抗争失败的重要因素。

是忠臣还是小人，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看出来，这就是陈寿通过这一看似不经意的“闲笔”来告诫世人的道理。他没有直接褒贬，毕竟这些历史人物距离陈寿生活的年代太近了，很多人的后代都还在，甚至还把控着权力。陈寿的微言大义与春秋笔法，已经尽可能地把历史最真实的一面记录下来。

而《晋书》中，也出现了王沈、王业和王经三人的名字，前两人的告密者形象，已经在历史上定格：

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于陵云台，召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戒严俟旦。沈、业驰告于帝，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之备。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

《晋书》中此处的“帝”，指的就是司马昭，“天子”就是指曹髦。准备抗争的想法已经泄露，曹髦只能率领亲兵朝着司马昭的府邸奔去，还威胁前来抵挡的兵卒。虽然曹髦长期是傀儡皇帝，但他毕竟有皇帝的身份，当时的普通臣子和士兵还是很畏惧的，更不敢担上弑君者的骂名。直到曹髦率众遇到司马昭的亲信贾充，才被拦下。双方对峙之时，贾充手下的舍人成济抽出长戈，当场刺杀曹髦。这段故事后来被罗贯中写入《三国演义》，经过历代演绎，变成脍炙人口的故事。

从内容来看，《三国演义》的叙述与《晋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历史的真相就是成济在此事中成了“背锅”者，后来司马昭为了安抚人心，就将成济灭族。而贾充是司马昭最信任的人之一，自然不能抛弃。随着司马炎篡位，建立晋朝，贾充也成了从龙功臣，家族兴旺，成了世家大族。但也正是贾充的女儿贾南风，后来成为“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祸乱朝政，酿成了八王之乱，最终毁掉了晋朝。不能不说，历史在此非常荒诞，成就司马家的人，最终也是毁灭司马家的源头之一。

从历史影响上看，司马昭弑君动摇了司马家族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得国不正”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晋朝历代皇帝的头上。在强调忠孝的古代社会里，弑君者自然不能称为“忠”。只能勉强在“孝”上做文章，这也导致晋朝在意识形态上无法以忠义束缚臣民的行为，民心丧乱来自上层，社会动荡不安，自然也为后来十六国乱世埋下了种子。

司马昭与贾充虽然一时成功，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反而是失败的曹髦，因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在史书上留下了短暂却耀眼的光亮。历史上有很多傀儡帝王，郁郁而终者居多，被谋害者也不少，只有极少数勇于反抗，而且为了这次奋起抗争，能够隐忍多年，精心准备。人们往往偏爱那些“失败的英雄”，比如荆轲、项羽，尤其是在面对比自己强大多倍的对手时，依然没有低下头，誓死捍卫尊严，这就是源自世人内心深处的血性，平民如此，帝王亦如此。